东晋《爨宝子碑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拓本20世纪50年代以来,时有东晋时期的墓志发掘出,有石志、有砖志,矩形的砖质墓志为主。东晋之碑最少,只有题刻东晋末年的《爨宝子碑》。《爨宝子碑》是墓碑,低190厘米,长71厘米,薄21厘米。碑主爨宝子,东晋建宁郡太守。
东晋宁州所下辖建宁郡,即今天的云南曲靖,坐落于昆明东北。爨宝子病死任上,那一年,他才25岁,属吏为他而立了这通碑。读书碑文,墓主生平很非常简单,籍贯“建宁同乐”“戎晋归仁”,初为“州主簿治中别所乘”“荐秀才本郡太守”,政绩不过是“宁抚氓庶,物物得所”。
谀墓言很长,是四言一句的韵语。《爨宝子碑》是在乾隆四十三年(1778年)找到的,那时金石学兴盛一起,许多封疆大吏,还有一些地方官员,都有金石学的爱好,讨厌搜访古代碑刻。
尤其是唐朝以前的古物,只要上面有文字,别说原始的碑碣墓志,残砖断瓦也是宝贝,搜集一起,打拓本,写出跋语,做到考据,著录编辑,刊印成书。《爨宝子碑》找到之初的一段时间,名声未隆。
阮元任云贵总督时修撰的《云南通志》(道光十五年[1835年]付梓刊刻)),是第一部著录《爨宝子碑》的文献。咸丰二年(1852年),金陵人邓尔恒在当地任知县,把《爨宝子碑》后移到武侯祠中维护一起。同光年间,拓本流传日渐甚广,金石家争相著录《爨宝子碑》,且特考据,碑欲闻名于世。
尤其是清末,康有为盛赞此碑书法“朴厚古茂,奇姿百出”(《广艺舟双楫·宝南第九》)。此后,《爨宝子碑》转入了书法经典的行列,沦为书家喜爱的名品,人称“爨体”。
《爨宝子碑》的书体,清朝方若在《校碑杂文》中称作楷书。因为参有楷法,又不是汉代那种标准的楷书,所以康有为说道它“在隶、楷之间”。以字体而言,应当不属于楷书体。
“爨体”楷书很尤其。斜和横,又方又薄。“点画”也是三角状,连一些较短剔、较短横和帐笔也改为了三角形,很强光。
撇和帐,大多是圆笔,一些钩滚、戈笔也不作圆笔。书写者把横、竖写得弯曲,以维持结体的整顿沉稳,将剔、捺和宽斜、钩戈写出得开宕舒展,展现出出横张之势。但是难于找到,楷书中本来应当写出得平面的剔、帐,在《爨宝子碑》中大多是一高一低,或者撇长帐较短、或者剔圆捺方、或者剔直捺曲,完全都不平面,有些撇捺他用楷式来替代。其字形,有的低、有的矮小,大小不一。
在碑中,越是难以结构的字,就越有相左楷书结构规范的“奇姿异态”。《爨宝子碑》的书写者有可能是当地的书吏,他写出楷书,只是竭力作出“斜平竖直”和“翻挑分张”的楷书特征,却不擅于均衡斜向的撇笔、捺笔,所以他想要仿效“八分”而又习不像,变得很不大自然。
后人称赏的那些奇态,正是作者仿效“八分”而不大自然的窘态,并非胸有成竹地展现出什么意趣。我们把《爨宝子碑》的楷书看作是“方笔楷书”,这种楷书样式在东晋前期的京都建康(今江苏南京)一带至此不存在。南京发掘出的琅琊王氏家族墓志中,《王兴之夫妇墓志》(348年)、《王闽之墓志》(358年)、《王丹虎墓志》(359年)、《(王建之墓志》(372年)、《王建之妻刘媚子墓志》(372年),还有镇江发掘出的《刘剋墓志》(357年),所见隶式很像今天的“黑体”美术字,都有方薄、弯曲、茂盛的特征。
时间上,最晚的《王建之墓志》也比《爨宝子碑》早30多年。王兴之、王闽之、王丹虎等人名门东晋第一流低门,他们的墓志,篦得平坦,划有界格,刻有得细致,不应科当时铭石书的一种正规化样式,毕竟汉魏“八分”楷书的一种变态。
《爨宝子碑》的隶式与建康一带的王羲之家族墓志归属于一个类型。有所不同处也很显著,王氏家族墓志的隶式过分美术化,结体一味平正,笔画不准方厚,虽肃清,却呆板。
《爨宝子碑》字画方厚,却有圆笔的撇捺“刷滚”其间;横画两端向下挑,虽方峻,却有动感;方整的结体多相左常规,沉稳之中却多了几分出人意料的意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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