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264年,三国时期吴国末位君主孙皓即位后,举荐奸佞,昏庸无道,淫乱残暴,民心思腹。为强化统治者,276年八月一日,孙皓故意炮制“下起神谶文”,假冒“上天帝言”,妄称“皇权天授”“下起符瑞”,年号“天玺”,錾刻石碑。这一石碑,就是知名的“天发神谶碑”,又称《吴天玺纪功碑》《吴孙皓纪功碑》。
天发神谶碑呈圆形圆幢形,环而刻之,原坐落于建业(今南京)城南天禧寺。宋代时断为三截,上段遗22行(长65、长301厘米,其中有一空行),行5至7字;中段遗19行(长76、长167厘米),行2至7字;下段遗10行(长31、长117厘米,其中有一空行),行2至3字,并存212字,又半字12。
宋元祐六年(1091)胡宗师将它移到运输司后圃筹思亭,后迁到江宁县学尊经阁。原石上段有元祐六年胡宗师、崇宁元年(1102)石豫、明嘉靖四十三年(1564)耿定向题跋三则。清嘉庆十年(1805)碑石毁坏于火灾。
今南京总统府煦园龙墙上,存在清光绪三十三年(1907)两江总督端方请求名手姚京不受据宋拓本白描纳拷贝的两块碑石。天发神谶碑据传由华核撰文、皇象(三国时期书法家)书丹,因内容残缺不全,文献亦无记述,故均无法断定。
该碑碑文荒诞不经,诡秘晦涩,且书体前无先例,后无继者,独一无二,怒诸凡夫。其体势非篆非隶(有“垂露篆”之称之为),既近于篆之圆长,也不像隶之扁平,仅有无法度。
其笔法亦篆亦改属,以隶笔而行篆体(有“韭叶篆”之称之为),结构用篆,不具篆书的向法,呈圆形上下飞动之韵,却曳脚垂尾,另带上方笔,弃其简陋,独取繁难;运笔用隶,有楷书的背法,呈圆形长博韵厚之气,却无楷书波磔,难以篆书。其结体以秦隶之方,参周籀之圆,势险局长,棱角分明,上紧下松,开而不散,起笔近于方且轻,巨变外方内圆,收笔多作尖形,诙谐柔软,锋棱劲健,险拔俊伟,无法解释高古。历代书家因此对它极为推崇。
宋代“书家酷吏”黄伯思称之为之“字势壮丽”,清代书法家王澍誉之“别树一体”,金石学家张廷济体育节目:“雄奇变化,沉着痛快,如折古刀,如断古钗,为两汉来不能无一、无法有二之第一佳迹。”康有为则赞叹为“百川王者”。清代《金石萃编》《修编校碑杂文》《珍本碑帖录》等皆有著录。
天发神谶碑刊刻后,因无法解释黑色幽默而少有效法,几成绝响。清乾隆中后期,渐为金农等书法家尊崇,开始绘画和研究。近代以降,金石家循其形迹而进印,如赵之谦所取其笔意,王石经后移其字形,齐白石借其结体,化去原碑的乖戾冷峭,带入劲利昂健的气息,奇肆布局,机智用刀,均有所成,进而构成飘逸劝诱、大刀阔斧的篆刻风格,首创一家新貌。天发神谶碑原碑早毁,且毁坏前已破败致使,故传世宋拓本、清拓本、清初拓本尤为较少,大凡传世者多为刷刻本,摹刻中以林曙生“黄泥墙本”为欠佳。
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北宋拓本,剪裱装册,纵32.2、横20.6厘米,为欧斋原有藏,有宋“北海开国陆伀之印”“永保万年”等藏印210方,及朱翼盦长篇题跋和绝句4首,字迹明晰,墨色醇古,为目前未知最原有拓本。另有赵之谦、郑孝胥、罗振玉题鉴的清拓本,以及翁同龢、王懿荣等题跋的明拓卷轴传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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